首次给总理当翻译“卡壳”
晶报：您曾多年从事外事翻译工作并卓有建树，被称为“中国翻译三剑客”之一，而在您的翻译生涯中，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时光是在跟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度过的。还记得第一次为总理翻译时的情形吗？
过家鼎：1962年有一次接见外宾，我第一次尝试给总理当翻译。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“居士”，我翻译不出来。于是总理专门解释了“居士”的含义，并嘱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。原来，“居士”是指僧人以外的，即在家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，应译成“layman Buddhist”。事后总理对我说：“这说明你的知识面还很窄，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。”这一次小小的“卡壳”令我记忆深刻，总理的教诲让我懂了只是埋头苦钻语言是不够的，要不断涉猎广博的知识，扩大知识面才能做好外事翻译。
翻译有错漏总理会纠正
晶报：周总理对翻译工作的要求确实很严格，在您随同周总理参加的历次重要政治会谈中，您感到总理和翻译们的配合有何不同于别人的特点？
过家鼎：周总理对待外交工作是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，他对翻译工作有“8字要求”，即：完整、准确、通顺、易懂，不提倡刻意使用华丽词藻而使人难懂。
周总理自己不能完全用外文表达，但他能听懂几种外文，所以在外事会谈中，当外宾讲完后他一般已对其大意有了基本了解，然后再仔细听一遍翻译。他自己的发言思路清晰、逻辑性强、语句结构严谨，几乎出口成章。他讲话时每段话一般不太长，以方便翻译工作。一般讲话人会利用翻译间隙时间思考自己的下一段讲话，而周总理却不同，他每讲完一段话后便注意倾听翻译是怎么表达他刚才的话的，翻译稍有错漏便会被他发现，并当场予以纠正。
周总理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的华丽词藻，但在“准确完整”上却非常严格。对于一些关键词汇、要害用语，他常常要求翻译反复推敲直至找到更好的词来表达。
基辛格访华翻译成“谋士”
晶报：中国的不少大使是外交部翻译出身，这在国外多见吗？
过家鼎：外交部翻译的前途就是做大使，像我一样从翻译到大使的例子很多，而在国外这基本是不可能的。国外的翻译一次活动做完了就可以离开了，雇用他们的人不会像我们国家对自己的翻译这样爱惜、栽培。我和我的许多同行后来做了大使，这与国家从小一步步给我们锻炼、培养的机会，要求我们不断学习更多的知识分不开。
晶报：70年代初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是世界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，当时您跟随周总理参与了两次秘密访华的接待工作，回想起来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过家鼎：周总理一贯对翻译人员平等相待，他在每次会谈中常常会与翻译商讨一些对策，要求翻译出主意、当参谋。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，总理常常为一个词、一个提法与翻译、秘书们商讨到深夜。基辛格所提出的那句后来被列入上海公报的名言“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”，就是周总理在午夜和翻译、秘书等一起反复探讨后敲定的。我做翻译时常常被叫去一起看电报、参与讨论分析，被赋予一种谋士的职责或地位，有一种主人翁意识。
东道国为中国翻译破例
晶报：您曾跟随周总理、陈毅、刘少奇、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访过许多国家，作为中国翻译，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？
过家鼎：作为中国翻译，我们既是国家的外交人员，也是政府代表之一，会谈时坐在紧靠我国领导人的左边，受到与其他主人或宾客同等的待遇。这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指示分不开。
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一贯强调翻译要坐在紧靠他的席位上，甚至反对把翻译安排在正式席位后面的加席上。他这样做是为了方便翻译注意观察他的表情和手势，以领会他讲话的精神，使译出来的内容更准确。出国访问时，东道国常常会依自己国家的惯例不给翻译准备席位，在周总理派出礼宾司长与他们交涉后，许多国家都破例为中国翻译安排了坐席。
晶报：1964年，您和冀朝铸随同周总理、陈毅副总理出访埃塞俄比亚，据说您二人出席皇帝举办的宴会是该国首次破例。过家鼎：是的。1964年初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，在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·塞拉西一世，埃皇在阿斯马拉为周总理一行举行宴会。埃方出席的全是皇室人员，作为翻译的冀朝铸同志和我也出席了宴会，冀朝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，我坐在陈毅副总理的身边，这在该国是破例。
深圳的翻译环境会更好
晶报：国内许多城市较早就已经有了翻译协会，作为正在打造国际化城市的深圳，现在也终于有了翻译者们的“家园”，您如何评价深圳目前的翻译环境？
过家鼎：上海、广州、成都等许多城市较早就有了翻译协会，深圳翻译协会的成立是晚了些。不过深圳素有赶超精神，我想在翻译事业上将来也一定能赶超其他城市。现在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，对外工作也随之不断开创新的局面，这对新一代外事翻译工作者来说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挑战。
■人物档案
经历：
1931年生于上海，195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，中国外交部翻译专家。先后参加过五十年代的朝鲜停战谈判、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代表团翻译工作；参加1971年周总理接待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翻译工作；1971年-1981年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秘、一秘；1981年-1986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；1986年-1998年期间先后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、中国驻葡萄牙大使、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（大使）、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（PECC）常务副会长。
在长达40多年的外交翻译工作中，过家鼎先后随同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陈毅、邓小平、彭真、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，他以翻译和外交官的身份，见证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。著作：
译著《长征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（索尔兹伯里原著）、《巴顿将军》、《基辛格回忆录》和《中美会谈九年回顾》（中译英，王炳南原著）等。主编《汉英时事外交词典》。
夜和翻译、秘书等一起反复探讨后敲定的。我做翻译时常常被叫去一起看电报、参与讨论分析，被赋予一种谋士的职责或地位，有一种主人翁意识。东道国为中国翻译破例
晶报：您曾跟随周总理、陈毅、刘少奇、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访过许多国家，作为中国翻译，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？
过家鼎：作为中国翻译，我们既是国家的外交人员，也是政府代表之一，会谈时坐在紧靠我国领导人的左边，受到与其他主人或宾客同等的待遇。这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指示分不开。
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一贯强调翻译要坐在紧靠他的席位上，甚至反对把翻译安排在正式席位后面的加席上。他这样做是为了方便翻译注意观察他的表情和手势，以领会他讲话的精神，使译出来的内容更准确。出国访问时，东道国常常会依自己国家的惯例不给翻译准备席位，在周总理派出礼宾司长与他们交涉后，许多国家都破例为中国翻译安排了坐席。
晶报：1964年，您和冀朝铸随同周总理、陈毅副总理出访埃塞俄比亚，据说您二人出席皇帝举办的宴会是该国首次破例。过家鼎：是的。1964年初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，在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·塞拉西一世，埃皇在阿斯马拉为周总理一行举行宴会。埃方出席的全是皇室人员，作为翻译的冀朝铸同志和我也出席了宴会，冀朝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，我坐在陈毅副总理的身边，这在该国是破例。
深圳的翻译环境会更好
晶报：国内许多城市较早就已经有了翻译协会，作为正在打造国际化城市的深圳，现在也终于有了翻译者们的“家园”，您如何评价深圳目前的翻译环境？
过家鼎：上海、广州、成都等许多城市较早就有了翻译协会，深圳翻译协会的成立是晚了些。不过深圳素有赶超精神，我想在翻译事业上将来也一定能赶超其他城市。现在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，对外工作也随之不断开创新的局面，这对新一代外事翻译工作者来说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挑战。
■人物档案
经历：
1931年生于上海，195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，中国外交部翻译专家。先后参加过五十年代的朝鲜停战谈判、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代表团翻译工作；参加1971年周总理接待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翻译工作；1971年-1981年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秘、一秘；1981年-1986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；1986年-1998年期间先后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、中国驻葡萄牙大使、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（大使）、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（PECC）常务副会长。
在长达40多年的外交翻译工作中，过家鼎先后随同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陈毅、邓小平、彭真、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出
